书法自古传文脉--叶鹏飞　

　　当代书法正进入展览主义的时代，书法家的知识结构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已成为普遍现象，书法作品有墨无翰成为了当代书法的特色之一，而媒体的放大和商品化的日益加剧，使书法日趋通俗化。从积极意义上看，这是书法大繁荣的必然，人人都能书法，参与书法创作的人蔚然可观；从消极意义上看，这使书法不再是精英文化，是大众文化了。

　　其实，中国书法之所以能高寿千年而不衰，是因为与传统文化的文脉紧密相联。历史上法古、尚古、尊古的思维模式，促使那些博览群书、满腹经纶的书家以魏晋为最高境界，以“秃笔成冢，池水尽黑”的勤奋精神为楷范，花费毕生精力在攀登这一高峰。从文化艺术的整体思维中去观照，书法既包涵着必须经过穷年累月的研习才能掌握的技法，又综合了传统文化诸多方面的因素，更在挥毫之际或鲜明或曲折地表达了书家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和气质精神。人的素质，决定了书法的艺术素质。古代书家都是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以宋人为例，面对作为大文豪同时又是大书家的苏轼，我们似乎在思考，两种艺术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么？他是不是从对陶渊明诗歌的激赏，从而启示了他对平淡天真书风的推崇？面对诗人、书法家的黄庭坚，他是否从“无意为文”的文学观到书法中“不计工拙”的创作态度有必然联系？从这两位大师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书法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一致的。没有传统文化素养作为支撑的书家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家，书法自古传文脉。

　　翻检一下中国书法史，从先秦开始，实际上就是一部文人书法史，古代书家他们或以诗、以词、以文章、以道德修养而名闻天下的。书法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人的道德情操、抱负理想、审美感觉、文化修养都会毕露无遗地表现在作品之中，成为勃动的文脉。从甲骨文书法看，其书写契刻者，同时也是占卜者和解释者——贞人，在参与甲骨文的创作过程中会把自己的经验渗透和限定于甲骨文之中，那种宗教神秘、祖先崇拜、万物有灵、天人感应的诸种观念也就在甲骨文中流露出来。青铜时代是人类由暗夜走向黎明的时代，从大量的青铜器及其铭文中反映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推进。反映在书法上，即是诞生了数以千计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金文；反映在文学上，即是诞生了集于《诗经》的丰富多彩的诗章，也诞生了书法与文学的合璧之作——《石鼓文》。进入铁器时代，社会生产力不断推进，雄强争霸、中原逐鹿，使思想文化异常活跃，也使文化艺术不断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启了立石记功颂德的风气，留下了传为李斯所书的书法与颂诗相结合的名作。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国势空前强盛、经济空前发达的时代，汉碑的书法与碑文，蕴含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体现出汉代大一统的壮阔气象。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汉代石刻珍品，总数即达三百余种，其中诗书合璧的汉碑代表作即有《石门颂》、《裴岑纪功碑》、《太室石阙铭》、《礼器碑》、《孔宙碑》、《封龙山颂》、《华山庙碑》、《衡方碑》、《史晨碑》、《郙阁颂》等。这些汉碑各具艺术特色，而且其碑文亦琅琅上口，都以四言诗为主，这么多汉碑的共同点，即是书法与铭文都气象峥嵘，大气磅礴，可谓有美皆备，无丽不臻，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包含着汉人的文化精神。近人马宗霍说得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先访儒雅，明章继轨，益扇其风，于是书体亦由险劲变为冲夷，刻激变为纡缓。”可见汉碑书法是儒雅风气使之然。尤其是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于是善学者云集都下，争工笔札，彬彬极一时之盛。艺术是知识的结晶，汉碑，一方面作为歌功颂德的标志，其创作是极其虔诚认真的；另一方面，又受着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体现汉代大一统的气度，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雍容典雅、浑厚从容和气象恢宏之貌——体现出高度的文化！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王朝更迭，群雄并起，政治腐败，当时士人都处在一种严重的忧患之中，人们不能不对理想与现实、政治与人生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反思，对精神世界的强烈追求，玄学的盛行造就了思想文化的活跃，诗文书画大力发展。书法艺术上有了“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的深刻认识，将汉代书法中那雄强古朴的气势转化为对个人生命的关注，强调了书法艺术创造与书家的个性、气质、才学的不可分离。玄学深入影响到士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生的态度，追求一种逍遥放达、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书法与诗文一样，体现的是冰清玉洁的效果和光彩照人的妍媚书风。当时的士人，往往用一种不以世务经怀的超然态度对待现实，无为无不为，即使实际上日理万机，而精神上却仍是追求着自由放达，也造就了尚韵书风。魏晋时期，师承成为风尚，书派由此渐趋形成，再则门阀制度在书法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产生了许多书法世家。前辈书家的亲授、传承，使书学不断兴盛。汉代书碑兴盛，而魏晋立碑遭禁，故晋人作书遂由名山、庙堂和陵墓转向书斋，开始集中于绢纸，书法创作更随心所欲，专意于审美实践的风气更盛行，成为晋代士人的一种特殊现象。历史上常将晋人的书法与唐诗、宋词、元曲并提是不无道理的，这都是文人以此为尚的结果。

　　自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推动了文人去广泛涉猎典籍。既是“讨赋取士”，又要考生有全面的文化修养，包括书法、经术、时务、文章等，著名的诗人、书法家皆以读书勤奋、学识渊博享誉。书法成为取士的条件之一，这刺激着人们对书法艺术的追求。而以诗取士、以书取士，都需要寻找法则，建立法式、推出典范，以与其他社会变革措施相适应，故而唐代形成了尚法风气。在传统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与游牧民族较量中，总处下风的朝代。其实宋代有其辉煌的一面，无论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各个领域，宋代都是繁荣与创造的黄金时代。与前代不同的是，宋代的著名书家，无一不是诗人、文学家，可以说宋代是书家高度文人化的时代，使书法艺术显示出深邃的文化内涵和迷人的魅力。书法表现出宋人的一种高品逸韵、尚意尚理的富于人文修养的情怀。宋代书家以书法直抒胸臆，表现人格、体现学养，突出了书法的寓意抒情功能，使书家的天赋才情与修养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可以说，也正是由于文人对书法的介入和干预，才使得书法有声有色，内容丰富多彩。之后的元、明、清三朝，书法也一直是取士的一个重要方面，虽各个朝代的审美风尚不同，但作为书家，必须是文士，否则不成为家。苏轼有著名诗句：“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就是强调书家如无读万卷书的“书外功”，则书法不能达到完美之境。因为书法作品是体现一个“文化宇宙”，从表象看，诗文书印融为一体；从纵深看，是由技巧、学问、素养到哲学思维系统地深刻体现。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文明中，居于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所推崇的“中庸”审美观，一直为士大夫们奉为圭臬，因而书法崇尚儒雅含蓄的书风，这其中，他们又谈玄、学道、参禅、演易，悟彻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深境，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书家。所以，儒家的中庸、道家的自然、释家的妙悟、周易的神秘，对传统书法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欲表达自心的书家、文人、学者来说，艺术是一种有价值的活动，是一种自我培养的手段，而艺术表现过程中的作品，则成为人的品质的具体化。从艺术层次上来说，书家所作诗文或选择的诗文内容，也体现出书家的审美修养水平，体现出学识品质的高下，以此支撑着书法形式，显示出书法品质和格调的美好高下来。由此正说明了作为成功的书法家，不仅要精研技艺学识，还需进入文化高境，使身心素质和全面修养得以充分发展，才能创造出有经典意义的作品。文化修养，正是书家书法作品价值内涵的基础，文人书法也成为历千年而不衰的正脉，当代书法若丧失了文脉，那传承是不完善的。